《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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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家们越来越重视叙事技巧和作品的审美价值,“怎么写”往往比“写什么”受到更多的关注。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其内容和结构甚至价值和意义,都取决于“谁来叙述”,“对谁叙述”和“怎样叙述”。2010年与世长辞的一代传奇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从声名鹊起到突然归隐山林都一直是个谜一般的怪诞人物,在1951年出版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他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蓝本,刻画了一位心地善良却又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即将步入成年的年轻人形象。在对该作品的研究初期,很多人把这部小说作为由作者直接叙事的作品进行解读,认为作品的主人公霍尔顿就是塞林格,或作者的代言人;文中的“你”就是读者。然而事实上,“谁在写作?”和“谁在叙述?”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时受叙者与读者也是不同的概念范畴。故事通过霍尔顿讲述,但这样一个仍处于青春期、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还远谈不上全面和客观的叙事者本身的可靠性就存在着诸多疑点;小说中听众“你”的身份也有多种诠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文学思潮开始向后现代方向发展的特殊时期诞生的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以“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等为显要特征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以“不确定”的叙事修辞确定了这部小说在美国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地位。 一、 不可靠的叙事者 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佩恩在1943年首次提出了“人物的焦点”概念,即小说的视角问题。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运用内聚焦或者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技巧,将整个故事的讲述任务赋予主人公霍尔顿,比较完整地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从被学校开除到最后回归家庭的三天里在纽约的游荡经历。然而申丹认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无论作为被追忆者还是追忆者,与纯粹的“外视角”相比,总会相对主观,可能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作为故事的传达媒介,霍尔顿这个年仅十七岁、身心发展均未成熟、还没能形成比较系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本身还处在青春叛逆期、敏感又愤怒的年轻人有着自身无可规避的局限。 首先,霍尔顿的视角相对狭隘。对于不可靠叙述,詹姆斯•费伦曾这样说过:不可靠叙述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1](35)霍尔顿是一名不到十七岁的高中生,甚至有时候“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2](11)功课不好,四门不及格;人缘不好,在潘西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家庭和住宿学校。他的叙述中常有需要读者自己填补的“空白”。比如霍尔顿心仪的琴,所有关于她的信息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自述传达的,而真正的琴是什么样以及她对霍尔顿的态度如何均不得而知,原因是这个说话者、这个信息的传达人自身对此也并不明确。另一个就是英语老师安多里尼:只因为他偶然的亲密举动主人公就断定他是同性恋、性变态,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也随之批判这名老师的道貌岸然。然而事实是,安多里尼是全篇中唯一洞察到霍尔顿内心的成年人,他说霍尔顿在“骑马瞎跑,将来要是摔下来……[将]是很特殊、很可怕的一跤”。[2](248)在全文充斥着不受理解、被边缘化的怒吼和呐喊声中,不同凡响的安多里尼却能轻而易举地准确洞察到霍尔顿正在经历的一切—更有可能,他自身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困扰和叛逆。如果霍尔顿是小说里正在遭遇困境的“守望者”,那么安多里尼很有可能就是已经遭遇过并已向现实妥协的“守望者”。并且,他完全符合芮渝萍关于成长小说中“正面引路人”的描述:他们能以平等的身份与比自己年幼的人相处;他们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他们的身份或性格往往比较特殊,这种特殊性是的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使他们乐于跟年轻人交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也属于社会边缘人物。[3](126)而霍尔顿自身的不成熟、知识的不系统、社会经验的不丰富以及全面可靠的价值体系的尚未建立使得他不仅在对事实的陈述和认知上、而且在价值的判断上都不可避免地受着自己固有成见的影响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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